相比于前两个因素，关于第三国因素的相关分析则更加缺乏。唐礼智和刘玉通过引入“邻国”因素，构建了包含对外投资与政治风险两个因素在内的理论模型，从而解释了邻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模型显示，邻国政治风险的溢出效应越大，厂商所采取的政治风险防备策略水平越高，厂商利润越低。因此，评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政治风险时须同时考虑邻国政治风险的溢出效应。随后，他们借助2003—2015年中国对1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海外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若考虑到邻国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邻国的腐败程度控制、内部冲突减弱、外部冲突减缓以及宗教氛围自由都会对东道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他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应对措施。①李勤昌和许唯聪从空间效应视角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全域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解释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外投资合理布局的重要性，同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投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但是同时存在全域空间布局失衡问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潜力并未得到完全发挥；同时存在挤出效应。他们对如何合理布局提出了相应对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