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本分析的角度，我们无须争论以上“义和团”叙事是否为曾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在这些文本中，义和团运动被塑造为气势磅礴的反帝斗争，其顽强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是这些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义和团从“革命文化”的认同进一步被升华定格为“爱国主义文化”认同。在构建国人爱国主义文化认同的那些历史文本的长链中，义和团正获得一种新的历史定位和价值重估。在这个新的历史价值中，义和团并没有因其野蛮蒙昧和盲目排外的缺点，消减其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的色彩。通过这种新的历史记忆的定位，义和团被重塑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传统认同的框架之内了。
三、时代需求与再记忆：历史与义和团
文本中呈现出的义和团由“拳匪”走向“英雄”的历史进程，彰显了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认同的多元性与多变性。同一历史事件，文本展露出“拳匪”与“英雄”两个如天渊之隔的社会记忆。究其原因，我们不难体悟出不同历史记忆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然而，记忆具有社会性，不同的社会需求促成记忆者对事件意象的重建，不同的社会情境造就了对义和团的不同评价，这些评价以文本的形式在社会中流动，又使得社会情境浮现或被凸显。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①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受限于特定时代需求和历史文化背景，也定义了这个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