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为自己这一组散文找到了一个贴切和便利的视角：“陪斗者”。“陪斗者”既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种现实的政治身份，又是杨绛作为叙述人的一种观察和言说的角度。……杨绛把“陪斗者”身份置换为一种修辞学上的观察、体悟和言说的视角，就能够使自己稍稍拉开一些距离，保持一种伸展自如张弛有度的话语优势。因为作为一种言说视角的“陪斗者”，是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保持了主观介入的热情又保持了客观上的冷静清醒。这样的视角在行文的语调上，便是一种经过时间锤炼和淘洗的从容和隽永。她那反讽的语言的刺，便深埋在这样的语调里。
刘思谦：《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7.杨绛新时期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回顾往事时的豁达和宁静。这一点在她记述文革时期“干校”生活的散文作品《干校六记》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与一般经历过这段痛苦生活着的“伤痕式”记述不同，作品虽然所写的也是惨痛的生活经历，其中融杂着难言的辛酸和苦涩，但作品却并未将之渲染，而是尽量将它平淡化，力避感情的外露和宣泄，为此，作品甚至有意回避了对悲惨场面的直接再现。……深深的文字底下，所有的悲痛和愤怒都被压抑，却透出一种通达和平和，蕴涵着作者对人生悲剧的彻悟与淡然。当然，杨绛的淡然不是畏惧，不是逃避，而是建立在充分的自我信心之上，其中既表现出胜利者对于卑劣者的鄙视和讥笑，也表现出高傲者对于卑微者的俯察和嘲讽——这，构成了新时期杨绛创作的第二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