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在撰述上的成就，《左传》作者借“君子曰”给予这样的评价：“《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43]说它言少意明，意义深远，表述婉转而又顺理成章，直言其事而无迂曲，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这是把它的语言、内容、著述方法、社会作用都讲到了。司马迁说《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44]，也是从语言和含义上肯定了它的成就。
孔子修《春秋》的时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5]。司马迁也认为：《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46]，“《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47]。他们的看法，道出了《春秋》问世的时代特点，不过所谓“世衰道微”、“乱臣贼子”、王道人伦，等等，都是从旧制度、旧秩序的规范来说的罢了。尽管如此，《春秋》作为反映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无疑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属辞比事而不乱”，“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这是《春秋》的优点，指的是孔子对于诸多国史的纷繁头绪的爬梳、综合、排比，勾勒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的轮廓。但它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事件中的有关人物，一般都没有写出它们的细节或他们的活动。这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和把握历史面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由晚出的《左传》一书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