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美国文学的精髓的话，人们必须理解这种社会福音主义的情绪在作家、评论家以及所有知识精英们的心中有多么强烈。
2.《烟草路》和畅销书
在这一点上，仔细的鉴别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新情绪在纽约蔓延得很广，纽约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种思想发酵的中心，也是测试新观念与激进思想的极为灵敏的气压计。它在年轻人和正在增加的知识分子（通常是失业者）中传播得比在老年人和较安定的人群中更广泛。许多书写行业中成功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受到其任何影响。富裕的文化“佳人”始终沉浸在书本中，订阅的也都是更正统的杂志，还有一些学术大师们，远离了艺术创新所带来的兴奋，这种情绪在这些人中也不很显著、不很流行。这种情绪很可能让俱乐部的女会员感到迷惑和害怕，因为她们平时喜爱文学讲座、想要美化她的城镇以及预定所有顶级音乐会的门票，并且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员。而至于银行家，有些是学院的理事，还帮助交响音乐会填补年度赤字，完全可以看做是艺术的维持者，他们很可能对这种情绪感到恼怒——但前提是他意识到了它的存在。
这种情绪的一些表现形式会不时地突然流行起来。例如，《烟草路》的剧本是由杰克•科克兰德改编自欧斯金•考德威尔的一部小说。它于1935年12月4日在纽约上演（正是禁酒令被废除的时候），这个对贫困、堕落的南部佃农家庭的研究一开始看起来并不成功，但却逐渐地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让百老汇大为惊讶的是，它年复一年连续不断地演出，到了1939年秋天，它在纽约的连续演出次数已经轻而易举地打破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艾比的爱尔兰玫瑰》所创造的惊人纪录。毋庸置疑，《烟草路》的成功一部分是因为它直率而通俗的对白、不受拘束的调情以及詹姆斯•巴顿在饰演基特•莱斯特时表现出的其在塑造喜剧和悲剧效果方面的极高天赋；但至少，这种成功没有被戏剧中所反映的事实所阻止：它无情而又充满怜悯地揭示了贫困与堕落的交织，不加掩饰地揭示了莱斯特一家成为了一个肮脏、缺乏责任感、心智不健全、声名狼藉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