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历来将我的姑母珍花当做亲生母亲奉养，她的晚年有我这个大器晚成的养子陪伴左右，尚且过得去。
尽管朱珍花唯一的丈夫去世了，每当她在我身上看到大先生的影子，不管是我们之间长得有一点像的侧脸，还是从他身上学习到的乐善好施的品质，这都足以慰藉她了。
我成年工作以后，为姑母珍花买了一台电视机，让她放着电视不至于感到无聊，从电视里传出来各种声音也显得平时的家里有人气，再是镇上其他邻居会过来一起看电视跟她说说话，家里时常变得热热闹闹的。
有一阵子，朱珍花在报纸和电视新闻上突然看见关于“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报道，她激动澎湃，面露复杂的神色，整个人既惊又喜，既怕又气，她还感到难过而压抑的是，这些愚蠢的新闻媒体竟然还将她们直接称作慰安妇，继续延用那个迫害她们一生的恶心称呼。
不过，当她看到那些纷纷出现的原二战“慰安妇”制度受害女性勇敢发声的举动，这个将那段黑暗的过往隐瞒了好几十年的女人，重新燃起了强烈的新希望，她决定为中国和女性争取该有的公道，决定暴露她压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而前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听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