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尽到相当的职务;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既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了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