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鸢尾花》，乔治娅·奥基弗，1926年，布面油画，91.4厘米×75.9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世纪30年代，达利采用一种摄影般的，或者至少是生动逼真的绘画技巧来展现梦境中的意象——或者说看似梦境的意象，既令人不安，又引人神往，抑或是匪夷所思。正如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到的，只有在梦境中，我们内心压抑的渴望才会萌发，往往幻化成令人费解的画面。当达利在1925年读到弗洛伊德《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的西班牙语版时，深受启发，这也为他此后20年间许多成功作品奠定了基础。他的笔下呈现出一个失重漂浮、光怪陆离的世界，充满了奇形怪状的人物和怪诞神秘的场景。画面中细节之细腻丰富，堪比耶罗尼米斯·博斯的画作，达利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也曾仔细观赏这幅画作，想必非常熟悉[546]。他在1937年创作了《纳西索斯的变形》（The Metamorphosis of Narcissus），将性欲和童年回忆混合呈现，并运用自创的“偏执式”绘画方法，创造出叠加和扭曲的画面。例如，一名熟睡的女人也可以看成一匹站立的马，一个蹲伏的人物也可以变形，成为一只握着鸡蛋的手。在1930年的文章《腐烂的驴子》中，达利曾提出“狂暴的偏执的想法”能将一个画面转变成另一个不同的画面[547]。这也是对绘画本身的评论——我们总是能够把线条的某种组合方式看成一张脸或一匹马，并且将这种能力视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