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星垣《宝相寺记》曰：“宿松田瘠而赋重，安庆属县六，宿松次五，其广轮不及怀宁、桐城远甚。怀宁、桐城田皆三千余顷，宿松则四千四百余顷。志称明令屠叔芳虚增亩额，求媚上官，后不良于死。宿松之民，至今蒙害未已也。《诗》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此而北，高寒气候不同耳。若东南则未有逮春始耕者也。宿松濒湖，冬遂鱼蛤之田，弃田不治，始春乃耕矣。《诗》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必芟柞其草木，以罨藏之，而发其土膏，未有徒耕者也。宿松举耜覆土，犹或不全，盖无不徒耕者矣。《诗》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盖始则周行畛隰，足治草之萌芽，使不得生也。又曰：其斯赵，以薅荼蓼。盖继则操持利器，手壅草之芜秽，使助荣滋也。宿松则有植而不芸，芸而不复至田者矣。田且如此，其他一切沟洫、蚕桑、畜牧之法，皆置不讲，然则民之贫者，困也，惰废之害未已也，不尽屠令加亩之罪也。予考天下税粮，莫重于苏州、松江，然其田直十金以上，宿松则亩不过五六铢而已。甚或弃之听人耕，又甚则出钱以资受者，求脱田而去”云云。
张士元《农田议》曰：“予不能周行天下，不知四方治田若何。然以足迹所至，咨访所及者言之，则天下之田，未有如大江以南之治者。江南本水乡，虽无古井田之法，而沟洫甽浍，防水泻水之制犹古也。其民虽有游手，然田无不耕者。阡陌之中，春荣菜麦，秋荣禾稻，桑麻茂密，鸡犬相闻。方二三千里，几尺土必垦，所以公私粮食，常取给于东南一隅也。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而不足之处，又不种桑而种柳枣。其民不出于农亩，则业于商贩。其尤无藉者，鬻歌取食，男女年八岁以上，十四五以下，便跕屣鸣弦，伺候客馆，而优笑滋多矣。此无他，北方久无沟洫之制，其田专仰雨水，命悬于天，田者少利，则而之末作耳。”尹会一《陈农商·四务疏》曰：“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非尽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盖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力疏矣。是以小户自耕己地，种少而常得丰收，佃户受地承耕，种多而收成较薄。应令地方官劝谕田主，多招佃户，量力授田，每佃所种，不得过二十亩。至耘耔之生，又须去草务尽，培壅甚厚。犁则以三覆为率，粪则以加倍为准，锄则以四次为常。棉花又不厌多锄，则地少力专。佃户既获丰收，田主自享其利。”合此两说观之，则田作最精者，厥唯江南，他处则尚多未脱粗耕之域。民国八年，农商部统计，南方田主少而佃户反多，北方田主多而佃户反少，其明验也。盖南方气和土沃，受惠于天然者多，北方气寒土燥，有待于人功者大。人事既已不修，北方之农业自不能如南方也。人事之旷废亦有其由。我国开化本自北而南，故历代政治之重心，恒在于北。其地形平衍，每值兵争，受祸必烈。又自永嘉之乱以来，阅数百年，即为各少数族贵族所蹂躏，不徒财物遭其劫掠，室庐为所摧毁，即人民粗犷之性质，亦有潜滋暗长于不自觉者焉（古代人民之性质，南剽悍而北重厚，今则南柔懦而北粗犷矣。其强弱适相反也）。此北方之农业所以衰退之大原因也。而历代帝都多在于北，率漕他处之粟以自给，畿辅之农业转致就荒，亦为一原因（历代帝都所在，不徒恒漕他处之粟以自给，而不知重本地之农业也。又往往导其民于巧伪奢侈。且如雍州，自古即以农业称，商君以农战强其国，其事尤昭昭也。乃自秦并天下，为强干弱枝之计，而徙齐、楚大族于关中。汉人踵之，复徙齐、楚诸侯功臣家等充奉陵邑，而诸陵之地，遂为斗鸡走狗、轻侠驰骋之场。周秦遗民诚朴勇悍之气衰矣，所谓爱之适以害之也。《日知录·水利》条曰：“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案：《马可·波罗游记》尚称中国北方林木郁翳，今则山皆童秃，陆行者赤日当空，无蔽荫之所矣。此可见战事摧毁实业之烈，而为少数族贵族所蹂躏，其为祸犹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