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出现，如果有，我估计他一定会成为最早的共产党。因为他搞的乌托邦式的家族公社，虽与现代共产主义制度无共同之处，但却是能找出原始社会共有共享的积极因素，否则，邹元标也不会作出“几一方之三代矣”的高度评价。
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状态，就是不思不想，不痛不痒，万寿无疆，皇恩浩荡。千万不要生出离经叛道，与当局主张不同的政见，更不能造反作乱，做出什么与统治者政策迥异的行径。梁汝元被追杀，被砍头，被湮没，就因为他想改造社会，就因为他想体现个人价值。那还了得，不但为朝廷不容，也为那些死面疙瘩不容，于是乎上下一致，将其脑袋瓜子摘了下来，头脑没了，思想也就没了，皇帝老子睡得着觉，死面疙瘩也欣欣然觉得天下太平了。
在中国的大历史中，何心隐只能算是一个小角色，我始终想不通，这么一条小鱼，即使想蹦又能蹦多高的他，如此受到统治者、统治集团，和维护统治的死面疙瘩们的“垂青”，不遗馀力地加以迫害，所为何来？后来，明白了，五千年来，尽管中国出现很多优秀的思想家，但思想家同时又是能够付诸行动的实践家者，实在太少太少。对于统治集团来讲，也许并不十分害怕秀才造反，倘若，这个秀才一旦成为革命家，那就又当别论了。因为，乖离主流、爱唱反调的思想家，固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异己一群，不过，这类人通常很容易收拾，只要举起一个带有警告意味的手指头，他们马上就会噤口，马上就会腿软，马上就会调转脸来唱主的赞美诗。而那些能思想还能行动者，往往不那么轻易就买皇家的账，也不那么轻易就被招安，更不那么轻易就肯斩断自己脑后那根反骨。因此，梁汝元虽是一粒微细的沙子，可是在统治者和死面疙瘩的眼睛里，是绝不能存在的，他被干掉，那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