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修《民国史》，周作人未必能进得了《贰臣传》，因为贰臣只是效忠了上一朝以后，改换门庭又为下一朝卖力。若真有这部第二十六史的话，周作人应该是与溥仪、王揖唐、汪精卫、周佛海等卖国贼一起，在《汉奸卷》中就位的。
翻案，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暴君秦始皇不是翻了么？奸臣曹操不是翻了么？但汉奸、贰臣、佞幸、叛逆，是不容改写，也无法改写的。只是可以把这一页搁置起来，但做手脚想把这一页扯掉，大概很难。记得大清王朝鼎革之际，不得不对前朝降过来的武将洪承畴、文臣钱谦益之辈，优礼有加，尊让三分，待以上宾，共襄国是。那时，入关后立足未稳的多尔衮，把洪视作股肱，委以心腹；孤军深入江南的多尔衮之弟多铎，对钱所以客客气气，温文尔雅，都出于一种政策需要。抬举这些有影响的人物，笼络人心，对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是有好处的。
一般人不会这样考虑，当时，确实有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跑去问洪承畴：“将军啊，崇祯已经当你为殉国英雄，举朝公祭过了，你怎么还活着为新朝效力呀？”当他被清政府封为亲王，回家光宗耀祖之际，想不到他老娘，一顿拐杖劈头劈脑打来，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家只有明朝的总兵，没有清朝的将军！”这种节义观，也许对拥护周作人的信徒来说，一无可取之处。但正是这种人格上终始如一的要求，是中华文化传统维系数千年赖以不坠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