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达朗贝尔的争论不仅是宗教、文艺或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涉及社会阶层的矛盾，即日内瓦上城人（贵族）和下城人（平民）的对立。[204]卢梭看到“日内瓦”词条后，猜测达朗贝尔可能与贵族联合，就用三星期写完《关于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否定了戏剧的道德意义，尤其是日内瓦这样的小城市，如何承受戏剧造成的堕落？
卢梭对戏剧的怒气也与伏尔泰有关。伏尔泰定居瑞士费尔奈后，在庄园舞台上演戏，包括《扎伊尔》（Za?re）、《浪子回头》（L’Enfant prodigue）、《祖利姆》（Zulime），并在舞台上扮演其中的角色，台词采纳古典主义的壮美风格，英国青年爱德华·吉本在欧洲游历时路过费尔奈，沉迷于伏尔泰的风格，几乎一场不落，“自童年起我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开始逊色”[205]。伏尔泰认同古典主义风格，素来不接受卢梭的新思想，视之为极端的疯子，“写了部拙劣的戏剧后就出来反对戏剧，批判养育他的法国，找了几个烂木桶，就像第欧根尼一样躲在里面骂……他对我说过：日内瓦为您提供避难地，您却败坏了它”[206]。1764年卢梭出版《山中来信》后，伏尔泰骂他没良心，丢弃孩子，放荡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