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礼》与《玉藻》，是辑集古礼的记录的断简的；其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曲礼上》）主张一切的道德都由礼的规准而成立。而且说：“礼从宜。”（《曲礼上》）这里所谓“宜”与“义”同，是说礼的精神。礼，全是人类制定的形式；为制定这些形式，各有主意精神，这种精神叫作“宜”。子游评论子夏的门人，说虽通礼之末节，但不知其本，这便是说他们拘泥于礼的形式，而不理解其精神。
其次，在《檀弓》和《杂记》中，关于礼的各条，只是举历史的事实，加以说明；到《礼运》《礼器》《郊特牲》等篇，是特地为了说明其“宜”的。这几篇，虽则因为文章的错简很多，很难完全了解其意义；但总之，其目的，在于说明礼的时、顺、体、义及称等五种。第一的“时”是说：一切的礼的形式，是依顺时运而变化的，不可拘泥于形式。第二的“顺”是说：礼是依顺人情而制定的；这里所谓人情，是指人类的本性。第三的“体”是说：人情的本体（即人性）是仁。第四的“义”是说：从这人情的本体（即仁）产生的，是道义，这道义，是本诸人类的本性（即仁）而定的节目，以教导父应慈、子应孝、兄应良、弟应悌、夫应义、妇应德、长应恩、幼应顺、君应仁、臣应忠为主眼，为教导这些而设的节目叫作“称”。第五的“称”，便是这个。所谓“称”，是不同、不丰、不杀的意思。所谓不同，是礼的形式因地位而不同的意思，例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制定了数目，这叫作不同。这不同的数目，是不能增、不能减的，这叫作不丰、不杀。例如，诸侯是不能建七庙的，这是不丰，天子是不能节约为五庙的，这是不杀。如此地制定了的数目，称于“宜”而不能动的，这叫做“称”。